1986年中国的集成电路和芯片发展，已经无限逼近于世界水平，就在即将突破时，一天，所领导突然找到黄令仪，对她说：“所里的经费太紧张，拿不出钱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……”
黄令仪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她步履蹒跚地走出计算所大楼的北门，失声痛哭：“难道我们呕心沥血十几年创建的研究室就这样结束了？难道计算所今后真的走向‘无芯︐的未来？”
1936年黄令仪出生于广西南宁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家境良好，父亲是广西博物馆创始人，学识渊博，母亲曾任职于广西化学研究馆，如果是处于和平年代，黄令仪一定会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，然而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，黄令仪出生时正值于抗日战争爆发初期。
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让黄令仪从小就懂得弱小被人欺的道理。随年纪渐长，她的心底生出一股倔强与愤慨，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努力让国家变得强大，不再受人欺凌。
战乱结束，黄令仪一家安稳下来，在父母的支持下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并被学校保送到清华大学深造，成为半导体专业的首届学生之一。两年后，黄令仪硕士毕业返回华中科技大学，和同事一起创办了半导体专业课程。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国内了解半导体专业相关知识的人很少，而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，面对这一几乎为空白的课题，黄令仪并没有为难，反而兴致勃勃地接下这副重担。
为了攻克项目，黄令仪和同事们彻夜不眠，许多实验仪器都是亲手制作，遇到困难也绝不认输。终于，他们成功研发半导体二极管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半导体事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可是，宏图尚未大展，一盆冷水就浇了过来－－新中国正处于最艰难的三年，国家调整了方针，一批新专业无奈下马，半导体也在其中。
就这样，黄令仪便离开了华中科技大学，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机所固体电路组工作，从事二极管研究。
1965年8月，计算机二部应运而生，简称“156”，专门研制微型计算机，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，才华横溢的黄令仪被委以重任，她负责研制半导体三极管。
任务难度很大，她经常一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。在那激情燃烧的日子里，她带领团队熬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还帮助兄弟组做了引导二极管。
1966年8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空间计算机成功问世。1970年这台微型计算把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成功送上太空，浩瀚的宇宙中回荡着《东方红》的音乐。
1971年集成电路研究室成立，她被任命为负责人，为大型通用计算机研制半导体存储器。
那时，国外封锁得厉害，特别难找到资料，她带领团队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把关键环节一一拆解，逐个突破，终于将存储器研制成功， “咽喉”环节被拿下，大型通用计算机研制成功通过鉴定，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，还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成果奖。
研究室初具规模后，黄令仪又负责了两个集成电路的项目，并先后获得1980年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
作为集成电路载体的芯片，研发进展很快。就在黄令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，国内出现了一些杂音，觉得自身造芯片不如去国外买。
一天，科技处一位处长试探性地问黄令仪：“计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？”
黄令仪一听急了，任何电子科技类产品不能离开芯片，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卫星、导弹，不自主研发就会被“卡脖子”。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计算所若不进行芯片研究，今后做计算机设计的人只知道用芯片，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怎么能设计出一台好的计算机呢？”
1986年黄令仪在万般无奈中来到新成立的微电子中心报到，从此她又投入了完全陌生的CAD（制图软件）研究中。就在此时，她切身感受到了“无芯”之痛。
国内一家与日本合资的洗衣机厂，日方什么都提供，唯独不提供芯片的设计，必须花高价购买。无奈，合资厂听说黄令仪的团队曾经从事过芯片研制，就找上门恳请她帮助研制控制洗衣机的芯片。
当她千辛万苦研制出来，洗衣机厂准备批量生产时，日方却降价了，投入生产就得亏本。
1989年黄令仪被公派前往美国洽谈合作项目，恰好一个大型国际芯片展览会在美举行。看到欧美发达国家的芯片几乎占据了全场的焦点时，她不甘心，在一周时间里，跑遍成千上万的摊位，可是，没有一家来自中国。
她震惊了。“1963年，我国集成电路的研究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啊，为什么现在差距如此大？”
芯片就像她的孩子，三十年来，她曾经为此付出过巨大的努力，然而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。
痛苦中，黄令仪掉下了眼泪。那天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琳琅满目非国货，泪眼涟涟。”
从此，她暗自下定决心：一定要设计出一块高水平的芯片来参展，洗刷耻辱。尽管这一年，她已经五十三岁了。
回国后，黄令仪继续研究集成电路，从建立版图库到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等，一切重新开始。这一时期，由她主导研究的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专利。
随着黄令仪在业内知名度的提高，2000年她推荐参加德国纽伦堡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。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芯片类产品，也是该博览会成立50多年来第一次邀请中国参会。
黄令仪带着研究成果来到了德国。尽管摊位小，但毕竟实现了“零”的突破，国际芯片博览会，终于有了中国人的一席之地。
可她却高兴不起来，用心血浇灌出来的珍贵芯片，却只换来了一张纸。由于主要西方国家签署了《瓦森纳协定》，我国无法进口高端生产设备，芯片设计出来，却不可以使用。
2001年冬天，苦闷中的黄令仪接到“中国计算机之母”夏培肃院士学生、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的邀约，请她一起参与研究计算所CPU物理设计，而且将来会投片（找到对接的公司）和流片（试着成批量生产）。接到这个电话，黄令仪兴奋不已。
芯片设计是特别烧钱的，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呀，她害怕又像当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一样又半途而废，但33岁的胡伟武的一句“我要让全中国人都会设计CPU!”感动了她。她最终答应了邀约。
虽然当时黄令仪已经66岁，但精神劲头完全不输小伙子，每天要看的材料堆积成一座小山，不完成工作绝不下班。为了锻炼好身体，不给同事拖后腿，黄令仪每天都要早起一小时，在家不远处的小公园打上一遍太极，再乘车赶往计算机所工作。
作为铺路搭桥的先行者，黄令仪压力非常大。设计刚开始时，她发现几乎一半以上的线网都有问题。她查资料，请教外国专家，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，就连做梦也在设计。她不能让计算机所的十万美元打水漂。
经过成千上万次的修正后，第一代芯片研究出来即将试验成功时，黄令仪的脖子突然不能动了，她被医生警告不能使用电脑，必须休息。整整一个月，黄令仪躺在床上，心却留在了实验室。当同事打电话告诉黄令仪芯片获得成功时，她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所有的疼痛也都消失了。
2002年8月10日，我国首款通用CPU“龙芯1号”调试成功。从此，结束了我国只能依靠进口CPU制造计算机的历史。之后，团队又一鼓作气投入到“龙芯2号”的研制中。
回到桂林，她颐养天年，其乐融融。然而，有一天，胡伟武突然来信，历数我国在高端芯片上被美国“卡脖子”的现状，最后他在信中说：“芯片需要你，让我们继续为龙芯的理想而奋斗！”
由于黄令仪的归队，“龙芯2号”的研发速度加快。2005年4月，“龙芯2号”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发布，其性能比“龙芯1号”提高十到十五倍，很快便大范围的应用到所有的领域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胡伟武也是一个极具报国情怀的科学家，2010年他决定兑现承诺，创办企业，深入研究，让龙芯走向产业化。
面对资金困难，黄令仪主动拿出11万积蓄：“我支持你，不求回报！”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，黄令仪也要兑现她的诺言，“匍匐在地，擦净祖国身上的耻辱”，即使献出生命，也在所不惜。
从此，她继续战斗在研发岗位上，即使到了八十高龄，仍然坚持每天到公司上班，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。
2018年“龙芯3号”顺利问世，成为国之重器的心脏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，它打破了美国对芯片的垄断，为国家节省资金超过万亿元。黄令仪无疑称为“龙芯之母”。
在黄令仪和同行的芯片人的不懈努力下，“龙芯3号”等一大批国产高性能芯片应运而生。
复兴号高铁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，歼20等先进军事装备，配套了相控阵雷达，换上了中国自己的“心脏”，北斗卫星也装上了中国芯，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。
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，以黄令仪为代表的芯片人，从二极管、三极管、微型计算机、大型集成电路等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打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芯片，这是一场逆袭和突围。